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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与意义——份有关城市空间的研究提纲

秩序与意义——份有关城市空间的研究提纲

2013年9月1日 16: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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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当今城市存在着种种问题。从城市形态来看,下面两个问题表现得最为突出:

  (1)城市缺乏人情味①,显得冷冰冰。这一问题与构成城市实体的建筑的“意义”(meaning)的丧失相联系。它关系到人对“目的”的本能追求。

  (2)城市作为整体呈现出“无序”状态,城市的“定向”功能丧失。这一问题关系到人对“秩序”的本能追求。

  “目的”和“秩序”是人类自古以来就一直追求着的,正如格拉肯(ClarenceJ.Glacken)所说:“在自然的概念、即使是神话性质的概念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追求目的和秩序,基本上,这些有关秩序的观念可能和人类活动的许多外表形式的秩序性和目的性是类似的:在大道上,在纵横交错的村镇街道中,甚至在弯曲的小巷里,在一个花园或一块牧场上,在一块住宅的设计和对其邻宅的关系上,都有它的秩序性和目的性”。(重点为本文所加)然而,今天的城市却在逐渐丧失“目的”和“秩序”这两个人类“最为引人注目的追求”。可以认为,这同人类对自身所追求的“意义”(目的)和世界的“秩序”被认识到何种程度有关。更进一步,它同当今科学的进展紧密联系。今天,科学把人类引向一个概率的世界(量子力学: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悖论的世界(数学:哥德尔定律)或者说是一个“混沌”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同人类世世代代所迫求的“目的”和“秩序”是相悖的。就目的性而言,西方人心中的“上帝,随着尼采的一声高呼而“死亡”。不仅如此,到本世纪70-80年代,就连传播“上帝”福音的“作者”也被巴特(RolandBarthes)判处了“死刑”。建筑师(城市设计师)作为“作者”的一员尽管尚未“死亡”,但也处在强大的“民众参与”的洪流之中,大有被“淹没”的危险.同样,中国人心中的“皇帝”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消逝。新中国确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体制更是置封建皇权于死地。建筑师(城市设计师)从过去为封建帝王效力转而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民众参与”。由此看来,“目的性”应该是很明确的。但事实上,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


  从秩序性来说,西方偏重于追求客观(科学)世界的秩序,而东方(中国)则更关注人文世界的秩序。在古代世界中,不论是“客观的”还是“人文的”秩序都有其精确、严格的表达方式。西方古典城市空间体现了经典城市空间所追求的严格客观秩序,(图2)而中国古典城市空间则呈现出中国礼制所追求的森严的人文秩序。(图3)今天,西方古代城市空间的“客观”秩序被打破了,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人文”秩序同样一去不复返。东西方都在探索建立一个新的城市秩序。


  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极其复杂的整体。从城市实体出发解决城市的人情味、冷冰冰问题,即解决“意义”问题,是诸多建筑师(城市设计师)正在努力探索的。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文丘里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但这些尝试似乎过于忽视城市的“秩序性”。文丘里甚至崇尚“无序”,大有“唯恐城市不乱”之势.。在这种思想形响之下,建筑的“意义”问题的确有所解决,出现了所谓多意的、多喻的、双重译码的建筑,但城市则面临更加“无序”。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城市设计师从城市整体出发探讨城市空间的“秩序”。美国学者林奇(KevinLynch)提出的“城市意象”(theimageofthecity)一返过去的、貌似客观的学院派城市构图法则,引入市民的心理因素,开创了现代城市空间研究的先河。此外,罗西(AldoRossl)提出的城市空间的“加法法则”亦超越了古典城市空间的“对称法则”和现代城市空间的“均衡法则”。克莱尔史弟(Rorbert﹠LeonKrier)以及今天被引起重视的19世纪末建筑师西特(CamilloSitte)等对古代欧洲城市广场空间的分析以类型学方法探索城市空间的秩序性,亦取得很大进展。但也有学者批评他们中的罗西所进行的尝试过于冷冰冰,视之为“法西斯建筑”。“秩序”的重建换来的是“意义”的继续丧失.“意义”和“秩序”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两极。挪威建筑师舒尔茨(NorbergSchulz)试图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来综合这两极。他“客观地”描述了当今建筑理论探索的脉络,认为以文丘里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针对的是现代建筑的“意义”丧失问题,而罗西倡导的新理性主义则关注现代主义建筑造成的城市“秩序”的丧失问题。其实,舒尔茨并不“客观”,他更倾向、更推崇文丘里的思想,认为“意义”问题是现代城市的主要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两极化倾向呢?这是因为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有其地域背景、历史背景。理论的提出者不可能超越这一点。如果从人类所处的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来看,就很容易发现上述学者的出发点都建立在他们身处的具体环境之中。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都是直接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矛盾的。以罗西为代表的新理性主义产生于欧洲大陆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几千年历史的自然积淀使那里的建筑丰富多彩,极富人情味而又井然有序。用塔夫里的话说,建筑类型学和城市形态学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图4)千篇一律、冷冰冰,也就是说“意义”问题在欧洲古城中并未构成主要问题。相反,现代建筑在古城中“见缝插针”导致城市“秩序”逐渐丧失。对城市空间“秩序”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产生的。相比之下,美洲新大陆历史很短,不过二、三百年,城市的迅猛发展使历史的自调机制来不及发挥。在这样的城市中,“意义”和“秩序”问题表现得都很突出。林奇的方法偏重于解决“秩序”问题,而文丘里则着重于“意义”问题。以现代建筑为主体的城市使市民对城市的记忆变得因难,因为多数建筑是同时代的。因此,建筑的千篇一律现象使“意义”问题显得相对突出。这也是后现代建筑在美洲尤为盛行的原因。总起来看,欧洲大陆比较注重城市空间“秩序”的探索,美洲新大陆则相对关注城市实体“意义”的寻觅。


  那么,中国城市的情形如何呢?

  二

  如上所述,西方理论是建立在自身的立场上的,它当然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中国的情况。从“意义”方面看,中国如同欧洲大陆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历史沉积长达5000年,尤其是近100多年的变化使今天的中国城市建筑千姿百态。如果中国古代城市建筑有千篇一律的倾向,那么今天则不存在这一问题。人口众多是中国城市的又一大特色。城市人口的急剧爆炸使城市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拥挤不堪,充满“人情味”。古今连续,新旧共存的城市建筑使“意义”问题无从谈起。中国城市的市民至少到今天仍然处在一个充满意义的城市之中.另一方面,现代建筑在中国城市的逐渐漫延导致城市的“秩序”趋向“无序”。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城市空间已经呈现出“无序”状态。以北京为例,明清北京城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城市建设的无比杰作。更进一步可以认为,古代工匠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城市空间“秩序”是杰作的杰作。正是这种“秩序”满足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需求。但是,这种“秩序”建立在城市建筑的“千篇一律”基础之上.进一百年以来,尤其是49年以后,北京城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建筑变得丰富多彩、富于人情味,但同时城市“秩序”亦开始走向无序。50年代搞的北京十大建筑是建立新的城市秩序的尝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79年以来的大规模建设使本来很弱的“秩序”淹没于无序之中.(图5)今天的北京城急需探索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城市空间“秩序”。中国城市当前面临的状况类似于欧洲大陆的城市,但中国城市的“秩序”与欧洲城市的“秩序”,过去不同,今天不同,将来也不同。例如,西特和克莱尔兄弟对城市空间的探索集中于城市广场,因为传统的欧洲城市空间是以广场为主体的,而对于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广场却不占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城市空间中根本没有广场这种类型。西方诸理论的出发点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林奇的“城市意象”中的五要素(道路、结点、区域、边沿和地标)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古代城市乃至现代城市的空间“秩序”。⑧舒尔茨提出的“场所”理论也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的。⑨


  中国城市遵循着自身独特的规律,套用西方理论是行不通的。先辈粱思成、刘敦桢等学者从中国现实境况出发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解决了中国古代建筑“是什么”的问题。张光直、杨鸿勋等学者从考古角度论证了中国古建筑的起源。李允鉌的研究则涉及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原理,试图回答中国古代建筑“为什么”如此的问题。但从城市角度来看,上述研究注重城市实体,即建筑物,多以分析方法将城市整体分解为单棟建筑物,进而对建筑物进行解剖,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物质构成.当然,上述研究亦涉及建筑物群体、城市整体,但大都阐述得较为概括.因此,作为整体的城市,其“意义”和“秩序”并未从根本上予以揭示。

  吴良镛开创的“广义建筑学”从理论到实践深入探讨了城市发展的规律。他尤其重视城市的整体性问题,提出“从‘混乱危机’中探索发展中的整体性规律”。在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设计建造中,他提出“有机更新”理论,并在实践中探索北京城市空间的整体“秩序”。还有很多学者从城市空间角度探讨中国城市的“秩序”。这方面的研究如贺邺钜对《考工记》的考据研究、侯仁之对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构图研究等,注重挖掘城市空间的整体“秩序”。此外,不少学者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组成部分:园林空间的“秩序”.这方面的研究突破了一味照搬西方古典构图法则,如轴线、韵律等来阐释中国古典园林空间。那种把园林空间中的“步移景异”理解为无数条轴线的组合的观点至少是片面的,中国古典园林并不完全遵循古典构图理论的“秩序”,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空间“秩序”。

  也有学者强调“空间”在中国传统城市设计中的主导作用,认为“中国传统建筑和城市设计的实质就是把各种空间组织成一个理想的体系,以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要求。因此空间的设计和组织是中国传统建筑和城市设计的最根本内容”。但是,这一研究把“空间”归纳为“市政空间、市场空间、宗教空间、街道空间”等类型则未免失之偏颇。

  还应提到的是,近几年来有学者从中国传统的“风水说”(包括《周易》等)出发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秩序。我们认为“风水说”还够不上理论体系,它只是企图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生存环境的一种美好意图。风水说中的“形势宗”注重城市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整体和谐。在这方面,中国城市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但在这方面处理得恰当的城市空间,与其说是风水的“堪舆”,勿宁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总之,“风水说”源于占卜,必然带有玄学色彩.其中尽管也包含有一引起“经脸积票”的成分,但毕竟没有形成能解释城市和指导城市建设实践的理论体系。在此,并不是说中国城市空间本身带有玄学成分,而是说从风水入手研究中国城市空间易滑入玄学。

  三

  我们研究的是城市空间,但“意义”和“秩序”是城市实体和城市空间都涉及的问题。(图6)城市实体,即建筑物、构筑物等有形的部分同人所追求的“意义”有着更直接的联系,但这并不意昧着城市实体中没有包含“秩序”问题.同样,研究城市空间也不仅仅是探讨“秩序”,“意义”问题亦很重要。但城市空间的“意义”同城市实体的“意义”又是有差异的。前面已提到,城市空间不是“真空”,它有着具体的内容。例如,古今中外都存在着“院”(courtyard)这种人类生存形态,仅从空间秩序上看,它们是共同的。但事实上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由于“院”的“意义”的不同所造成的。这里的“意义”即指“空间”的内涵。它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时因地而异。由此,我们可以构筑一个城市空间的研究模型来探讨城市的空间、秩序和意义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城市——空间——人三位一体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图7)其中对“秩序”的探索偏重于揭示城市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而对“意义”的追寻则倾向于澄清城市与人之间的关系。前面提到的种种研究,如林奇的“城市意象”、舒尔茨的“实存空间”,还有亚里山大的“模式语言”(apatternlanguage)等等注重城市“秩序”方面。罗西、克莱尔兄弟则更加关注城市空间的“秩序”。他们的研究是以生物学、心理学为基础的。这些研究主要依据结构主义方法来揭示城市空间的“秩序”,而对“意义”则相对忽视,也就是说对城市中人的因紊考虑不足.另一方面.亦有不少学者从“人的存在”出发探讨城市(聚居)的“意义”。舒尔茨以此建构的“场所”理论,“住居”(dwelling)理论,揭示了“聚居”的“意义”。后现代主义借语言学(符号学)方法建立了一套“建筑语言”规则。总起来看,这方面研究较为忽视空间“秩序”方面。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上述理论试图采取“客观”的态度单纯地探讨城市的“秩序”或“意义”.依据这样的思路很容易把城市实体和城市空间割裂开来。似乎唯有城市实体(文丘里认为是“墙”)才能表现“意义”,而城市空间则与“意义”无缘。或者像罗西那样,把“秩序”看成是城市空间的“专利”。这是这些学者企图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必然遇到的矛盾。我们认为,没有通用的城市空间“秩序”,亦不存在统一的城市的“意义”。过去的研究往往不考虑人类生存环境的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这一事实。因此,找到一种人类文化的多元并存的研究框架成为探讨城市空间的关键。


  由于人类文化的多元并存,城市空间必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样态。处在不同地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其空间样态亦有很大差异。

  唯有从本质上揭示这样的差异,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城市空间的发展规律,进而探索当今中国城市的未来走向。

  (本文曾经吴良镛教授审阅,在此致谢!)

  注释

①人情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含义涉及不同地域、不周丈化,不能一概而论。这里指在建筑、城市设计中考虑人的因素。一般而言,“人情味”可狭义理解为建筑物符合人的尺度,也可广义理解为一处环境(建筑物十人)富于生活情趣。
②(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商务印书馆,1989:10
③(法)罗兰•巴特.《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汪耀进,武佩荣.上海人民出版,1988:7
④(美)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周卜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⑤沈克宁.“意大利建筑师阿尔道罗西”.《世界建筑》1988,(6),“城市构图理论探讨”《人文地理》.1992
⑥季轶男.“绝妄去执,见真如——论建筑之现象学进路与展望”.台湾.《建筑师》1983,(2)
⑦(意)塔夫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郑时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杜,1991:136
⑧(美)凯文•林奇著.《城市意象》.项秉仁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有着独特的空间特征,主要体现在“院套院”这样一种形式之中。这正是林奇所没有能揭示的,也正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
⑨拙文“不识‘场所’真面目”.《空间》台湾.1992,(6)舒尔英.《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施植明译(台湾).尚林出版社,1984)(前言中写到:“对建筑的认识在数十年来抽象的‘科学性’理论后,重返一个以定性的、现象的认识是迫切需要的事。缺乏这种认识将无法解决实际的问题”。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舒氏的理论实际是以西方当前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的)
⑩吴良镛著.《广义建筑孕》.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166
⑪吴良镛.“从‘有机更新’到‘有机秩序’——北京旧城居住区的整治途径”.建筑学报,1990,(2)
⑫伸德琨.“‘中国传统城市设计及共现代化途径,研究提纲”.《新建筑》.1991,(1)
⑬拙文“‘院’的本质与丈化内涵的追问”.载(台湾)季轶男,《建筑现象学导论》
⑭这类理论中的一派以人对环境的“认知”为前提。皮亚杰的“认知图式"(conegtiveschema)揭示了人与环境的双向作用。但依据皮亚杰的理论,人的知识的获得同生物适应所表现出的进化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