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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

巴洛克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

2013年9月6日 4: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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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作者认为,巴洛克建筑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过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与中国传统建筑合流,生成了所谓“中华巴洛克”。在中国传统建筑向近代转型时,巴洛克调和了若干冲突。
  
  关键词:巴洛克 中国近代建筑 中华巴洛克

  一、巴洛克建筑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

  巴洛克建筑17世纪初传入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步蜕变消失。如果将这一期间分为四个阶段,则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每个阶段不同特点。
  
  1.明末天主教堂:西方巴洛克建筑渗入
 
  巴洛克建筑传入中国,是从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开始的。



  16世纪意大利兴起的巴洛克建筑,从建筑风格内部演变脉络看,是文艺复兴盛期米开朗琪罗风格的流变。外部环境,则是天主教会推波助澜使然。作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重要工具的耶稣会,在特伦托宗教会议(TrentCouncil,1545~1563)以后,有计划向国外渗透。其范围不限于欧洲,也深入到亚洲、美洲。明万历七年(1579),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eRuggieri,1543~1607)首次被奉派到中国,在广东传教。此后,不断有天主教耶稣会士随西方商船来华。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利玛窦、龙华民、金尼阁、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等〔1〕。晚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是相当盛的,明代著名政治人物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宫内太监庞天寿、若瑟,都信奉了天主教。南明永历帝及皇后,也都入了教。明末清初,中国已有13个省设立了天主教堂。较有影响的如澳门大三巴教堂(1602)、上海嘉定天主教堂(1621)、武昌蛇山天主教堂(1638)、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1650)〔2〕和府右街蚕池口天主教堂(1692)。但今除大三巴教堂尚有残迹外,悉毁。从大三巴教堂残壁看,属早期巴洛克风格(图1)。耶稣会的教堂一般以罗马维尼奥拉(G.B.Vignola,1507~1573)设计的一座巴洛克教堂为蓝本,17世纪正值意大利巴洛克建筑鼎盛期,由此可知明末天主教堂中,应当有相当一部分呈巴洛克风格。

  2.长春园西洋楼:中华巴洛克的滥觞





  清初至清中叶,天主教传播受到清廷限制,不及晚明广泛。但清廷任用了一些西方传教士作官,在技术上使用。康熙《永年历法》、《皇舆全览图》、《数理精要》、《历象考成》。这些融贯中西的巨著,都有传教士参与编著绘制。也就是在这样背景下,1747~1760年,乾隆帝受西洋画的启发,命意大利传教士朗世宁(G.Castiglione,1688~1766)、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D.Attitet,1702~1768)、蒋有仁(P.M.Benoist,1715~1774)设计监造了长春园西洋楼。

  长春园西洋楼吸收了巴洛克为主的西方园林布局和建筑风格。同时,又遵照中国皇帝的旨意和宫廷礼仪典章,且施工用中国工匠、材料和工艺。这样,欧洲的巴洛克揉进了中国建筑的秩序,细部处理和工艺特征中国化了。如“谐奇趣——水法台——黄花阵”景区,运用了巴洛克庭院的布局,理景中将建筑、园林、水景、雕塑交织融汇,建筑群与外部空间被赋予动态感。但另一方面,它全部建筑被冠以等级化的中式大屋顶、主体建筑“谐奇趣”被置于汉白玉高台上(图2)、以围墙分割成若干个院落,在序列终端用于收束的北山方亭,这些仍然能感受到中国宫苑的秩序和趣味。“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景区的建筑最接近于巴洛克原貌,布局也酷似巴洛克式广场。但仔细品评,不仅发现融汇到巴洛克形态中的重檐屋顶、宝顶、鼎炉、卷云纹饰,发现中国的汉白玉雕刻、五色琉璃瓦增添了巴洛克的珠光宝气,同时也发现不同于巴洛克的一种秩序。它有一个中心,即“观水法”台上的宝座。景区所有建筑被围绕它展开:从背后用作庇护的半圆形石屏风,到前景大水法、喷水塔,以及作为远景的远瀛观(图3)。这一中心使巴洛克流动的空间凝固化了,也失去了西方广场市民性的品质。

  长春园西洋楼并非孤例。几乎同时,扬州一些私家宅园也受到巴洛克的影响〔3〕。清中叶以长春园为代表的西洋楼,是中国首次主动引入西方巴洛克建筑,它与中国传统建筑繁缛的细部纹饰合流,本国材料和施工工艺又使国人易摹仿。在以后一个多世纪中,很多呈“中华巴洛克”风格的所谓洋式建筑,都可以从长春园西洋楼中找到原型。

  3.追逐洋风:中华巴洛克盛行





从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通商口岸,西方建筑随之大量涌入中国。建筑类型也不再限于教堂,拓宽到领事馆、洋行、银行、工部局、俱乐部、商场、医院和学校等。这批建筑中,有些是呈巴洛克风格的。如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1853图6)、汇丰银行(1880)、青岛总督府医院(1903)、哈尔滨中东铁路俱乐部(1903~1906)、天津华俄道胜银行(约1900年前后)。但同时传入的还有罗曼式、拜占廷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古典主义式、折衷主义式、殖民地式等,甚至和欧洲几乎同步出现新艺术风格〔4〕。各种风格混杂之中,巴洛克并不凸显。

  一个民族,总是有选择地从能欣赏的文化中,援引自己的精神资源。下文将详述,巴洛克是当时国人易接受的一种文化。因此,在同期中国业主兴建的所谓“洋式”建筑中,巴洛克及变体占了主流。重要实例如,清陆军部衙署(1908~1910图4)、北京农事试验场的大门和畅观楼(1906)、上海澄衷学堂(1916)、哈尔滨秋林商行(1904)、道外区红十字医院(1916)、汉口电灯公司(1905)、北京瑞蚨祥绸布庄(1900图5)、谦祥益、鲜鱼口浴池等。从建筑类型看,它涵盖了包括办公、商业、医院、学校、园林建筑等主要类型。从传播面看,甚至播及扩散到村镇。笔者在民居调查中偶然发现的安徽亳县爬子巷3号宅,将中国仿木结构门坊与巴洛克装饰装配的合丝入扣。浙江奉化县江口何村,竟看到祭祖的何氏宗祠,也受其濡染。

  4.折衷巴洛克:巴洛克的嬗变






  约略1910年前后,上海、广州、哈尔滨、武汉等大城市,相继出现了折衷巴洛克。这类建筑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外观上属于综合多种风格的折衷主义,但不同程度地揉入了巴洛克语汇,故可称之为折衷巴洛克;第二,以大型商业建筑、银行居多,采用了现代材料结构;第三,设计者从缺乏足够文化修养的营造商和工匠,转到训练有素的建筑师。

  1908年建造的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大厦,6层,由新瑞和洋行设计。它综合了过渡时期各种要素:凸凹起伏的壁柱、线脚、花纹,使繁杂的巴洛克风格仍占主导,但同时立面也启用古典三段法。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开上海之先。1917年落成的先施公司大楼,由德和洋行设计,它将一集商场、酒楼、旅馆、游乐为一体的新型商业建筑,纳入折衷巴洛克外壳。镂空的“摩星塔”,平面逐层变化(图7)。这一手法出自波罗米尼(F.Borromini,1599~1667)罗马StaAqnese教堂,在中国商业建筑中被竞相摹仿,如上海永安公司大厦(1918)、上海邮政总局大厦(1924)、上海新新公司大厦(1925)、武汉璇宫饭店与国货商场(1929)。

  纵观中国折衷巴洛克的发展,有一个大趋势,即非理性巴洛克成份逐渐减少,古典主义理性成份上升。将1908年的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与1922年哈尔滨吉黑邮务管理局大楼,或1925年上海新新公司比较,后者巴洛克手法被限制在局部,整体呈古典主义清晰、简洁、整一的品格。折衷巴洛克嬗变,预示了中国巴洛克风格的终结。

  二、巴洛克在中国建筑近代转型中的作用

  巴洛克传入中国,正值中国建筑从传统向近代过渡,巴洛克参与了这一转型全过程。相比之下,与巴洛克同期传入的罗马式和哥特式,除偶见于教堂,对中国建筑几乎没发生影响。为什么中国建筑近代转型时,选择、接纳了巴洛克。

  从外部环境看,巴洛克建筑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当然得益于耶稣会传教士顽强的文化渗透。乾隆帝对长春园西洋楼的钦定,客观上起了先入为主的示范作用。

  决定性因素,还是出自巴洛克固有属性。首先,巴洛克产生于西欧封建制度分崩离析,天主教神权面临生死攸关挑战之时,使这一风格潜涵了动荡时代焦燥不安情绪。而这种情绪正合当地国内主流文化意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引发了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崩溃。失落之中,国人急切地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填补支撑。于是我们看到,洋务运动及其追随者,把巴洛克建筑语汇,作为一种改良的标志。如清陆军部衙署主楼立面两翼山墙(图4)、北京农事试验场畅观楼和大门、东北迫击炮厂大门等。一些旧式商人也纷纷改换门面,以“洋式”的巴洛克门面招揽生意(图5),一时间巴洛克式的洋式商店遍布城镇;第二,中国建筑传统与近代的冲突,很大程度在结构、材料和技术等方面,而巴洛克建筑恰恰在这些方面有相当弹性。它可用中国工匠熟悉的砖木、砖石结构,如长春园西洋楼、清陆军部衙署、北京瑞蚨祥、谦祥益绸布庄。也可运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如上海华洋德风公司大厦、先施公司大楼、永安公司大厦。这样,巴洛克便缓释了中国建筑近代转型过程中这一矛盾;第三,巴洛克建筑形态有很大的包容性。事实上,巴洛克从意大利传入欧美其它国家,已经出现很多变体。如德国、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独特的巴洛克,巴洛克在中国产生变体,并不应引起太多费解。如意大利学者孔蒂认为,巴洛克“每一个独立的作品都在这众多的特色之间创立了自己的平衡,每一个国家也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了这些成份。深刻理解每个地区和民族的差异,才是正确理解巴洛克艺术全貌的根本。”〔5〕第四,巴洛克与中国传统建筑之间存在某些观念形态的暗合。巴洛克追求运动动势,中国传统建筑很早就会运用反曲屋檐、屋角起翘等方法,使形象轻巧灵活。巴洛克一改西方古典主义以数学为基础的构图法,求助于直觉、感官、想象,而中国传统建筑历来重视感官效果,重视由实入虚、即实即虚的意象。巴洛克喜欢曲线正合中国古典建筑美学趣味,且中国工匠有处理飞檐翘角、卷杀、升起等一整套曲线化的经验。巴洛克和中国传统建筑一样饰以浓重的装饰。即便是西方雕刻手法使巴洛克出现的凸凹起伏立面,也很容易被国人误读成梁架形象的变异。总之,巴洛克建筑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国人变化的精神状态,其形态又与传统建筑存在某些暗合而易接受。特别是,中国工匠能得心应手地将某些巴洛克语汇,转换成传统建筑话语,这也许正是为什么中华巴洛克表现出相当的创造性。

  巴洛克调和了中国近代建筑转型过程中若干矛盾冲突。它能在国内广泛传播和发展,并非偶然。

  三、中华巴洛克的特征

  1.揉入中国传统建筑细部纹饰

  巴洛克繁缛的雕饰,与包括民居在内的中国传统建筑丰富的细部纹饰,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使得中国工匠能驾轻就熟地在巴洛克中揉入传统建筑细部纹饰,常见的有字匾、雀替、望柱、卷草、三福云、垂莲、云纹、万字纹、寿字纹等。典型实例如北京农事试验场大门,于巴洛克式门坊中揉入碎密的传统建筑云纹、游龙等,流传甚广。北京瑞蚨祥绸布庄是本世纪初中国新式店铺的代表,它于巴洛克门面中渗入了中式匾额、壶门、松鹤图和莲花、牡丹花饰(图5)。笔者还见到将传统漏窗嵌入巴洛克立面的作法,显示出相当的创造性。

  2.多样化的传统材料与工艺

  丰富的传统材料与工艺,是中华巴洛克另一特征。



  琉璃瓦和汉白玉石雕,是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的精粹,它们用于中国巴洛克建筑,可以追溯到长春园西洋楼。琉璃和汉白玉雕饰,增添了巴洛克豪华气质。如武汉大学体育馆,不仅屋顶用绿色琉璃瓦。在巴洛克式山墙,也局部饰以琉璃瓦披檐,成为巴洛克式立面构图重要手段。北京瑞蚨祥绸布庄,鲜鱼口浴池等建筑繁缛的立面,则镶嵌以汉白玉石雕。灰泥装饰及砖雕,在一些中小型巴洛克建筑中极普遍。四川大邑县刘氏庄园,以彩色泥塑将巴洛克风格的门坊装点的美仑美奂,应为范例(图8)。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清水砖作法。日本学者西泽泰彦在看到哈尔滨清水砖巴洛克建筑时认为:西方砖结构的建筑物多半做砂浆抹面,水泥拉毛或仿石处理外装修,这可能是因为欧美人不喜欢砖表面裸露在外的缘故,然而,在由中国工匠建设的傅家甸,“中华巴洛克”建筑的青砖外墙均不加装修。这是因为中国人同欧美人对砖的感觉有不同之处。他认为:“中华巴洛克”是中国特有的宝贵建筑样式。期望能够对哈尔滨、沈阳有代表性的“中华巴洛克”建筑进行调查、实施保护。

  3.对巴洛克语汇作中国意义的阐释

  以扁方柱将立面处理成凸凹起伏状,是意大利巴洛克建筑经典作法。但这一语汇被中华巴洛克误读成仿木结构形象,并和中国传统建筑门坊融和,成为中国巴洛克最普遍的立面形态之一。典型实例如北京农事试验场大门(1906)、云南陆军讲武堂(1909)、南京太平南路石坊(1913)、上海尚贤坊(1924)和四川大邑刘氏庄园(1938)等。中国门坊的形象,是由上半部“楼”和下半部仿木结构的“构架”组成。传统上“楼”常做成飞檐戗角,随着近代文化价值观的变异,这种形态显得不合时尚,被巴洛克曲线和断山花等取代。下半部则依然保留了“三间四柱”之类仿木屋架形态。因此,立面虽有巴洛克凸凹起伏雕塑感,但并不像意大利巴洛克对柱随心所欲的运用。

  在主要立面上端建镂空的塔楼,在中国巴洛克式商业建筑中很普遍(图7)。这种镂空塔楼源于意大利巴洛克教堂西立面的钟塔,原多成对出现。而在中国商业娱乐建筑中大都取单塔形式。这是因为,立塔除了标新立异突出门面,以便招揽生意,主要还是作镇风水〔7〕。这样,西方钟塔的语义,被改译成中国的风水塔。

  4.用字匾,楹联等表意

  中国传统建筑本身一般不具表意功能,这和善于用形态和雕刻传达一定意义的西方古典建筑很不相同,利用字匾、楹联等通过题辞赠诗表意,是中国传统建筑特征。这一特点,也被中国巴洛克建筑吸收。事实上,早在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建巴洛克式教堂时,便因袭了传统建筑这一作法。1853年建成的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图6),巴洛克立面便揉入了匾额、楹联,此后,在一些中国门坊变体的巴洛克立面中,匾额、楹联更普遍。

  
  
  注释

  〔1〕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于明万历七年(1582)来华,翌年与罗明坚同抵广东肇庆传教。龙华民(NiccoloLongobardi,1959~1654),意大利西西里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抵华。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8),法国杜埃人,艾儒略(JulioAoeni,1582~1649),意大利利布雷西亚人,均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抵华。邓玉函(JeanTerrenz,1576~1630),巴登大公国人,汤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德意志人,万历四十八年(1620)金尼阁偕邓玉函,汤若望等22名耶稣会士抵华

  〔2〕即中期南堂。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利玛窦在此始建经堂。清顺治七年(1605),清廷赐德传教士汤若望金一千两,于旧址改建大堂,名“无玷始胎圣母堂”。后屡经焚毁。现在南堂系光绪二十八年(1902)重建,巴洛克风格,一般认为它一定程度上承袭了中期南堂风貌

  〔3〕《扬州画舫录》可见到巴洛克对其时扬州园林影响的踪迹。窦武《清初扬州园林中的欧洲影响》一文有详论。见《建筑师》28期,1987年10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见扬秉德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第六章(常怀生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5〕见弗•孔蒂《巴罗克艺术鉴赏》,李宗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见侯幼彬、张复合、村松伸、西泽泰彦主编的《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哈尔滨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清水砖材料的中华巴洛克建筑不限于哈尔滨、沈阳,极普遍

  〔7〕李英年在《大世界游艺宝塔说明》谈到,上海大世界“宝塔之建造,系用以镇压风水者”。见《中国建筑》第27期,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