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文章

>

景观文化

>

大运河——被忽视的文明

大运河——被忽视的文明

2013年9月13日 16:41:09
来源: 作者: 2780次浏览 [打印]

从现在开始的3-5年间,在中国大运河上,将迎来一个“行走的时代”。随着对大运河了解的更加深入,无数难题都要在田野调查和多方共同参与的前提下找到答案。其中的三个题目既具体又前瞻,代表了大运河的历史纵横感和人类社会价值,结论也就超越了其问题本身。那就是:大运河究竟有多长?是否存在运河文明?中国人可否由此新创物质、自然、非遗“三合一”的世界遗产保护形式?

开辟一条徒步或骑行的“大河小道”,可以为保护大运河遗产提供许多意想不到的支持……

我在黑夜中醒来,这远远早于我的计划。

窗外,在西湖的另一端,大运河静静地等待——许多同样的黎明,我睁开双眼后都要重复同样的思念,仿佛那里就有日夜想念的人,就是我的心爱。与年轻时的情愫激荡完全不同,现在我更愿意默默地着手做些具体的事,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桩也罢,就像我即将开始的那样。

这是2008年9月的一个黎明。浓重的水汽渐渐在骑行头盔上布满晶莹的水珠。我穿过杨公堤和雷峰塔,骑向钱塘江边。雨雾交融,人入画中,天地合一。我选择了杭州开始实现思考已久的一个梦想:无论中国的大运河何时能成为世界遗产,我们都在2012年前,借助民间的力量,开拓出一条沿大运河可以骑行/徒步的小路——“大运河遗产小道”,简称为“大河小道”。由于将英译名称定为“Grand Trek”,我们私下里更多地称其为“GT”。

GT无疑将是世界上最长的多功能遗产小道;也是能够放纵你最大运动量又减少碳排放的完美方式。一路的气候、景观、风情完全不同。何况,你还能链起沿岸的数千处古迹和自然风貌,了解或重温自公元前486年至今2500年的中华历史与传奇。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越来越多地在上面串走的人群,使不同行政地区和职能部门的规划更真实、更完整和更统一。在当下,这一点非常非常急迫。早在2007年6月,在国家文物局的规划下,中国大运河沿岸的6省2市(按行政区划自南向北分别为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城市为天津、北京)已经开始普查大运河遗产家底。大运河申遗之难,工作量之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其中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难倒了许多人,而且到今天为止,准确地给出一个答案还遥遥无期。那就是:以遗产标准来看,大运河究竟有多长?

应该说,京杭大运河还是中国大运河的主体。仅仅一年之前,我会忽略其它河道,将GT的起点定在杭州拱宸桥,北端在通州。由此可以使用常规的1794公里长度概念。但是现在,我伫足在钱塘江边的三堡船闸,这是当代京杭大运河真正的南端终点。而我的目光还是穿越晨曦,凝望南岸。那滨江区东有古镇名西兴,又是杭州经绍兴至宁波的浙东运河北端。三堡与西兴——如同万里长江边的六圩和谏壁——成为浙东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的衔接点。

在涉及大运河的诸多学术领域,至今已经有非常深入的成果,但多独立存在而没有框于“遗产”的大思路之下。我们现在了解浙东运河,还是较多地源自浙江大学陈桥驿及其《浙东运河的变迁》。2006年4月,也是连绵阴雨的清晨,我们登门请他出山参加最大规模的运河考察。而在家中的一个时辰内,大部分工夫都在目瞪口呆地聆听老先生训问我为何只考察京杭之间。

“其它地区都不是主流。”我耐心解释。

“这是故意地!”80多岁的人很容易执著。

现在,我象征性地将车头指向南岸,扪心自问后郑重地为当时的无知向老人道歉。在随后的考察中,人们陆续发现了各地有许多相互联系的内容。越是在运河的腹地,越能够找到外来文化的痕迹比如伊斯兰清真寺或基督教堂,有时你看到的寺庙小到如普通农家。它们从哪里来?怎么进来的?又是如何慢慢沿河扎下根来还扎得这么深?如果只是从京杭大运河的范围考证,就很难理解和回答。但现在我们明白,自宋元始,高丽和日本的使节,都由宁波登岸,经浙东运河在西兴渡钱塘江,继续沿运河北上直到开封或北京。在河上往来着的商客、僧侣、文化工作者——说不定马可·波罗也来过——有许多来自东南亚和波斯乃至欧洲。虽然1842年之前,外国人在国内转悠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由宁波经浙东和江南运河北上,仍是一条主要的通路。现在,走访大运河沿岸的博物馆,你会不时看到许多描绘运河风情的复原油画和铜版画,这大多是北上觐见使团中的画工或传教士留下的珍贵史料。

自三堡掉头,我开始折向北方,杭州段是我最有感情的区段。我不但参与了两岸许多调查和改造方案,也熟悉那些为保护运河而辛劳的人们;小区内的许多住户我都能叫得出名字。拱宸桥、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塘栖古镇到运河镇区间的码头区,组成了GT的主要内容:历史遗存、近现代工业代表区段、历史文化风貌区以及自然风光带。尤其是在浙江北部的嘉兴、湖州,江苏太湖东部至丹阳一线,是GT的黄金区段。许多人只识江南古镇为同里和周庄,其实大运河沿岸串起的古镇远远丰富于已有的开放名镇。要知道许多名镇的修复,是成车成车从塘栖等地买来古建木料,现在塘栖人肠子都悔青啦!

在这一带,我用很长的时间,为GT寻找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纤道。遥想江南三月,千帆交织,黄花漫坡;纤道青石铺就,遇水搭桥,驿亭相间,这是何等的好景色。仅仅在40年前,当地人还可以“背纤数十里,以人力过坝。沿途河边都有青石板铺就的纤道,相当平整。桥上行人,桥下背纤行船。”(赵大川《京杭大运河图说》)但是现在纤道踪迹非常难找,岸边很少有路,多为农田或工业区所阻隔。除了苏州和绍兴一带还可见到外,这“天然”GT,可能大部分已经永远消亡了。我企望着,在更多探路者或当地人的参与下,能陆续辨识发现新的残留。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条真正的古迹上行走和户外活动,可以让后人惊叹时光无隙和文明的永恒。

然而现在,我所做的就只能是叹气、发呆,怀疑眼前的残迹还能留多久,然后蹬车上路。这样的情形,沿途各地到处都会重复,无数次地重复——这短短的几十年过于沧桑!

关于大运河的长度,可能还要争论许多年。但GT将有助于加速演算这个过程。骑行或步行在大运河上的穿越者很多,但行走GT则需满足下列基本特征:1、位于运河本体之内,或遵循历史记载路线;2、不破坏任何风貌;3、使用GPS或电子地图,可定位小道的具体方位。

其实我们一直在暗中游说,希望GT的开拓和科考,能够和国家的大运河区段田野调查相结合,能够进一步为国家将来的立法提供可靠又可行的依据;而“大河小道”,更可成为未来大运河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专家们还规划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大运河研究课题,比如鲁西山麓断裂带地势低洼,呈带状湖群的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与运河的关系;两淮盐商为迎接乾隆南巡,曾修建和再建宫殿楼廊5154间和亭台196座,康乾两朝运河行宫现状如何;不同宗教又是怎样在运河沿线传播;小市镇和中转城市研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大多内容都与田野考古和线型实地调查方法密不可分。自扬州向北经淮安到山东的临清,是大运河寻梦的天堂。

我敢打赌,这些调查的最后,都会生成一个共同的结论:河旁每一个科学成就都不会是孤立形成的;每一处遗产形式,大多在各地还可找到许多;每一种文化现象又都具有沿岸的普遍性。在这流淌了2500年的河水中,无数“文化”和“现象”的汇合,构成了南北共通的认同感和价值观。我们其实都是大运河的子孙!大运河是什么?到了2008年末,我们突然意识到,单单用“文化”二字已经容不下了。

解答中国大运河上的谜团,需要长期的思考和多学科的支持,更需要一场眼界的革命。

运河文明,真的存在吗?

南宋景炎三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俘。次年由广州至金陵,再由长江入淮,而后经“运道”被押送大都(北京)。这是一条在今人看来都充满艰辛的行进路线,何况是条不归路!一路走过一路心潮澎湃,文天祥不经意间恰恰留下了许多沿河的感受。其中一首有重要研究价值的佳作需反复玩味:

“中原行几日,今日才见山。问山在何处,云在徐邳间。邳州山,徐州水,项籍不还韩信死。龙争虎斗不肯止,烟草漫漫青万里。古来刘季号英雄,樊崇至今已千岁。”(《指南后录 望邳州》)

这是公元1279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的初秋。文天祥在暮色苍茫中被押送经过邳州。邳州在微山湖南淮安北,古镇至今很多。项羽、韩信、刘邦,再加上东汉赤眉起义军领袖樊崇,都生在此或战在此。文天祥思绪纵横一下子想到了那么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的前面,几乎就没有(水)路了。山东的绵绵丘陵,梗隔了南北的通行与融合,更无端生出无尽的仇恨。

但是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元史》上记载得很清楚——1277年,“丞相伯颜南征,设立水站,命(郭)守敬行视河北、山东可通舟者,为图奏之。”1281年,山东济州河开凿;1293年秋,始自北京昌平白浮泉的大运河最北段及通惠河竣工。但是,这大规模的水工建设中,最有标志性划时代意义的就是1289年“凡役工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四十有八”建成的会通河。它南起今梁山县张秋,北至临清;与明永乐九年开工的南旺水利枢纽一起,反映了人类在当时与自然相互较量中的最高文明水平。

会通河是条非常美丽的人工河——如果你聘请我做导游的话。2008年夏初,我随全国政协考察团前往山东。自德州向南,到南旺再进微山湖,经南阳古镇一直到台儿庄船闸,再向南走几十米就该进了江苏。说实话,唯寻踪会通河无语。它太遥远太扑朔迷离;可看的不多留下的资料又寥寥无几。但是,正是有了这短短的123公里,我们得以用大一统的思想去思考和创造世界。而在那之前,是个什么时代?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时代;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时代。对立与消除对立,成为那1000年的主题;围绕着这个忧患,又集中和动用了当时所有的人类智慧。而以会通河为始,我们的社会进行了一次大的跨越,思考的主题不一样了:随后的1000年相对安定的时期更多;南北通衢,使政治、经济、文化甚至衣食住行都得到了统一和强化。

假如存在运河文明,其成型的标志,就应从会通河开拓算起。隋唐也曾为它积蓄力量和智慧;竣工后又直接促成了中华民族分布格局的3个重要变迁:一,政治中心逐步移至北方;二,经济中心在南方得到确定和加强;最重要的特征是,文化中心逐步由西向东部迁移。明清直到民国初期的文学名著,其内容甚至作者几乎都产生于京杭运河沿岸。中国文学史专家对此早就有定论:九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无不如此。

我在一个骄阳午后来到会通河身边,仰天长啸,吟的却是文天祥的另一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指南录·扬子江》)。感谢会通河!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以“南北”为心恨,再也不用时刻盼望收复江山,沿着运河直捣北京——拜托!我妻儿老小全在那儿。时空穿梭,沧海桑田。站在大运河最高的水脊南北相望,唯有有水和无水的区别。水,构成了运河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动力。

行走这条运河,其实有个并不强求但很有技巧的问题,就是应该自北往南走还是反过来一路向北。许多专家的考察是从北京出发的——乾隆爷也不例外;但从重温历史的方法来看,漕运,更主要集中于江南的粮草北上京师;而如果你希望顺水势而行,那应该以山东为起点分头逆向并进,因为此地是大运河的制高点和分水岭。也正是在这里,经过的人们心情也从此截然相反:再行向南,可以见到河水,可见百舸争流;而向北跋涉,只能和干涸散乱相伴。夕阳下,伫看大河神往当年,脚下天边,寂寞蜿蜒……所以,许多同伴都理解我的感觉:每次来到江南,思绪是舒展而细腻婉约的;每次去看北方运河,所提出的建议都是激昂而悲怆的。而如果你愿意成为哲学家,嘿,你就应该去看南旺和会通河。

从2006年初开始,我逐渐将工作外的近半时光交付给大运河。如果一个个城市走过再走过——尤其是分布于安徽、河南、河北的隋唐运河沿岸——你可知道在我们心底,存留时间最久的震撼将是什么?是孤独!那种被边缘化的孤独,至今仍然伴随着沿岸的大部分城市。对当年辉煌越是激昂歌颂,失落和无奈就越沉重。而这一切,皆是因为水。

运河文明,根本上就是水的文明。

中国大运河是人工的杰作,这只是表象。围绕着水,人与自然进行了你中有我又我中有你的较量,我们称作“有取有予的史诗般的战争”。人们习惯性认为,大运河有多长难以搞清,是因为黄河尤其淮河经常改道,但是如果你再深入考证河流变迁的背后,就会找到许多按照人类意愿干预的痕迹:你真的认为洪泽、微山、东平湖也就是梁山泊是纯天然的吗?其实它们现在的规模都是作为大运河调水“水柜”的半人工遗留。我先后3次到过沧州,我也强烈建议读者去体验一下那里的“江湖文化”。据说,当年运河上的护镖到了沧州地界都很低调,从不“喊镖”叫板。那里吴桥杂技的传播则与河运有着更直接的关系,是江湖文化和运河文化交织而成的产物:“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全不收,洮河两岸度春秋;财主种有千顷地,老子玩耍不伺候。(吴桥歌谣)”。在大运河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过程中,无数独特又相关的人文思想,就这样应运而生而不断更新。所以,如果要论运河遗产的价值,很难将遗存、自然和附着于上的非物质遗产三者分割。世界上目前唯一发现的多遗产形式并存的样本就在这里!只不过当今世界对它知之甚少罢了。

知之甚少禁锢着我们的眼界和胸怀。

大运河究竟有多长,取决于我们的目光可以看多远。

我在一个月黑风高的黎明再次来到淮安。这里并不只是因地处南北地理分界线而引人瞩目。历史上黄、淮、运都是在淮安交汇,各时代河道层叠交错。国家文物部门于是在此聚集了最多的大运河研究力量。我赶到那里的码头镇去和大部队会合。镇上的羊汤非常好喝,却和这个运河名镇一样还不广为人知。我在天亮前到达就是为了能够品到刚开锅的头汤,瞬间忘却一路旅途劳顿。

在农家小院的厢房里,我去向领军人物张庭皓报到。他当年主持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发掘,现在又堪称是大运河研究的痴迷者,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半疯”,像他这样达到很高段位的也只能数出寥寥几个。他把我领向其中一个发掘现场。深达6米的坑底,水利史专家谭徐明正在研究不同时代的厚厚河沙淤积。

如果我们只是粗放地在河边走来走去,是很难理解这里的一切。乏味和劳累是我的最初感受。但专家们的目标,是在寻找一个系统且通用的方法,借此甄别和解释河上的遗产种类及谜团。

自2005年末由罗哲文、郑孝燮、朱炳仁这“运河三老”发出加快申遗的公开信始,我们对运河的认识,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大规模参与的激情期、盘根错节难题的汇集期和剥茧抽丝的方法科研期。现在的局面仍处在汇集和方法寻找的交汇过程。随后,一个全新的综合学科“运河学”可能会应运而生。到了2008年下半年,“运河学”已渐渐成为许多场合专家们谈论的话题。我们用了3年时间在思考中前行。雾霭茫茫中行近更高的山峰时,拨云见日的新机会仿佛就在眼前。

但这一切好消息还是步履艰难来得太慢。一定还可以动员更多的力量加快大河命运的步伐。许多人始终不理解为何要开辟GT,何必要幻想以民间力量承担发现和科考的功能。

我被反复诘问,直到一个神秘电话打来……

其实,还有一个大运河难题已经存在,只不过它一点都不难:是否可以借鉴较为成熟的环保经验,在大运河上形成中国民间遗产文化保护的NGO体系?

那个电话来得很晚,我全天的工作几乎都结束了。电话那端从一开始就非常犹豫:“我想告诉你一个消息,他们正在拆仪征运河大码头。”仪征?他们?

和许多人一样,我从来没有到过仪征,还没有人特别提起过那和运河有啥联系。

“你怎么对这事感兴趣?住在那儿?”许多时候,都是被强拆的当地居民向媒体投诉,这其中和不公正的开发商作为有很大关系。可能这里也不例外。

“我可以发誓,与那里毫无瓜葛,只是看着它被拆掉太可惜!那仪征就没有古街了。我会把资料发送给你。”

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确切搞清他的真实姓名。但是发给我的图片,却印证了他的话没有错。仪征大码头实际上是都会、商会、河西三条街交会建筑遗存的俗称,仅剩约650米。作为运河入长江的主要口门之一,这里与扬州以真(仪征)扬运河相通。宋乾兴二年(公元1022年)在真扬运河上建斗门复闸。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船闸,比欧洲早180多年。把这里拆了?胆子也忒大了!

“我已经通知了《华夏地理》的摄影师。”在第二天的联络中,我兴奋地告诉他可以做什么,“援军马上就到!”

“千万不要声张!”电话里急促的语调甚至把“援军”都吓坏了。难道他们还要开打?我还要带上钢盔不成?

随后我很快就知道了原因。“刚开始拆迁的时刻我曾经在网上公布了照片,”他说,“但是第二天他们就加班加点把那栋房子全拆光啦。”

这正是我讲述这段故事的目的所在。大运河上遗产保存的现实难题是快与慢的矛盾。不幸的是,一般都是拆迁和新建的速度远远快于保护的速度。而其中,许多难堪的局面发生逆转,常常不是专家或媒介,而是当地的百姓显示出了强大的民间力量。

“请务必快一点想办法。我们只能再拖延他们几天啦!”在听到这句话的第二天,我就踏上了南行的列车。

现场看到的情况还好,没有想象中那么糟,或者说,最糟的时刻已经过去。在我们之前,当地文物专家已设法让拆迁停了下来。与我一起到达的,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孟宪民书记和建筑保护研究所顾军所长。我们考虑再三,还是通知了扬州文物局的顾风局长。这是个强大的阵容:孟书记曾任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而顾风现在还是中国大运河申遗办公室的重要负责人之一。时间紧迫,2008年12月15日中午,我们就站在扬州天宁寺的山门外碰了头。“大家放心,肯定会有办法。”顾局长一如既往地儒雅稳重,为大运河我曾多次访问过他。

顾军特意在现场的废墟上流连了很久,通过辨识残存瓦砾的新旧从而判断房子的年代,而其余的人则访问了许多还住在这里的居民。“虽然大部分还算不上重要文物,但这是一个典型的江边古镇,风貌依稀尚存,对阐释大运河的变迁有重要价值。”这是我们作出的判断。

在回程中,爆发了一场小小的争论:这个地方到底应不应该保留?“他们”又做错了什么?这是文物保护单位吗?不是;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吗?也不是;大运河沿岸划定的重要遗产吗?那个规划还没影子呢!那么,“他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没有做错任何事。这也就是那个神秘的电话还曾经向文物、建设、城管等部门反映情况,却无果而终的原因。那么,谁错了呢?有效的方法又在哪里?

2008年12月16日清晨,仪征一行互道珍重,拱手作别。孟书记和顾军向北继续考察洪泽湖大堤;顾风则西进河南、安徽,汇集申遗的进展。我从扬州循河向南,左后是隋炀帝墓,右前是瓜州古渡。这些临时凑在一起的人,位置和责任不同,观点有时甚至相左,但目标一致,心无旁骛。3年前的今天,我正在为“运河三老”发表公开信而忙碌。自那时起,无数人开始为运河而战。到现在,孟书记所在的文物研究所已经演化为中国最高水准的遗产研究机构;扬州已经成为大运河申遗办公室的所在;而我追随着前辈的足迹,逐渐成为河边一个踏实的行走者、大河命运的思考者和现实的忠实记录者。

我们正在因之而改变,光荣终将归于梦想。这将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

大运河究竟有多长,取决于我们的目光可以看多远。